我本来是亚平宁半岛最锋利的那枚哨子，98年世界杯，38岁的我用单场三张红牌刷新了裁判界的认知，所有人都说我继承了科里纳家族的铁血传统，是欧足联重点培养的裁判长候选。直到那个清晨，镜子里的反光突然变成一片模糊。我叫科里纳，当医生说出突发性脱发症时，我以为职业生涯会比我的头发消失的更快，但你们知道的，我们家族血管里流淌的都是裁判交织，区区形象问题，怎么可能让我退场？
02年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前，我对着更衣室的镜子给光头打蜡的时间比整理裁判装备还长。那场塞内加尔爆冷胜法国的比赛，全世界都记住了我的光头在烈日下的反光。说真的，当迪奥普进球时，我吹响的哨声比巴黎时装周的镁光灯还耀眼。不过，疾病还是夺走了我的场上威慑力，我不得不开始研究心理学。当球员们发现连我的表情都藏在反光里时，犯规率反而下降了17%。
06年德国世界杯是我最后的舞台，巴西对克罗地亚的小组赛。第83分钟，卡卡带球突进时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出现重影。医疗报告写得明明白白，高血压引发的视觉障碍。但国际足联的官员们永远不会理解，为什么我坚持吹完加时赛才倒下。退役那天，贝卢斯科尼在晚邮报上开玩笑说，意大利终于有两个东西永不妥协，法拉利的引擎和科里纳的判罚。现在我的西装口袋里永远装着降压药，就像当年揣红黄牌那样自然。
欧足联技术委员会那些年轻人总说，VR时代不需要明星裁判。可去年欧冠决赛的误判证明，他们连我的光头反光能覆盖的盲区都处理不好。我知道我不再是黑衣法官了，我的新身份只是技术委员会里沉默的顾问，但这可是足球革命的洪流。在战术分析室，我依然能用自己的经验修正VR误判，但现实比VR回放更残酷。尽管我每天研究8小时录像，新生代主裁判们会更信任冰冷的数据。去年米兰德比误判事件，当我只对着屏幕怒吼，这根本不需要技术辅助时，那些曾视我为神明的年轻人竟用怜悯的眼神看我。而我终究是幸运的，退休时带着九度世界最佳裁判的荣誉，却忘了现代足球的潜规则。真正的权威需要流量加持，当发现自己的裁判教学视频点击量还不如足球网红的搞笑直播时，65岁的我站在诺查丹玛斯雕像前突然迷茫，当鹰眼变成老花眼，足球场还需要鹰眼科里纳吗？
